刘艳博士主讲中文系(珠海)前沿讲坛第十四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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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0月19日晚,刘艳博士在中山大学中文系(珠海)海滨红楼15号104会议室,发表了讲题为《〈芳华〉与严歌苓的“芳华”写作——严歌苓学理性研究的可能及推进》的学术演讲。此次演讲为中文系(珠海)前沿讲坛第十四讲。刘艳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,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(兼涉现代文学)尤其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。著有《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》(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),学术专著《严歌苓论》(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)。在《文学评论》《文艺研究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文艺争鸣》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,其中多篇被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《中国现代、当代文学研究》、《文学研究文摘》全文转载。是第五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得者,曾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“啄木鸟杯”(第二届)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2017年优秀论文奖。此次报告由中文系(珠海)系主任朱崇科教授主持。

刘老师首先讲述了勤奋对于治学的重要性,要做到转益多师,学术研究都具有个人性和个人化色彩,宜兼取其长。她能对严歌苓深入了解和持续性学理性研究,也源自她从1998年前后迄今——二十年研究基础上的一个积累。受益于在严歌苓研究上的积累和学界与评论界的认可度,今年4月27日她受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,就《芳华》跟严歌苓在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对谈——“芳华·多重况味的青春记忆”。那次对谈观众反应热烈,活动开始前两个小时,场外已聚集近千位读者,很多读者即使无法进入会场也始终不肯离去……刘老师的研究以其学理性特色和细致精到的体悟,获得了作家严歌苓本人的认可。
对于严歌苓创作的学理性研究,刘老师认为并不好做。首先,严歌苓作为一个雅俗兼具的、具有“现象级”热度的作家,学理性研究的角度并不好择取,其实近年来学界对于严歌苓创作的学理性研究进展较为缓慢。严歌苓小说改编成的影视剧一向很火爆,由此也产生了只看电影就去评论小说的现象。这其实让文学批评罹患了向文化批评和社会学批评让渡的弊病。显然,用电影《芳华》的评论去取代对小说《芳华》的评论和研究,是不恰当的。电影和小说不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很多不同,情节、人物设置和背景设置等,也差异不小。比如小说女主人公名字是何小曼,而电影是何小萍。严歌苓将《芳华》电影剧本改了三稿,从最初拍成的三个多小时剪辑到两个小时左右,且对小说中何小曼的故事情节改动很大,连名字也因此改成了“何小萍”,作家似有意以示区分。小说中结尾写到了刘峰去世,而电影中刘峰和何小萍相邻而坐、不失美好就结束了,取意就如“芳华”一样,灿然绽放,而又戛然而止。涉及女主人公的父亲的叙事,电影跟小说相比,也很不相同,电影中是何小萍长大成人、参军后,何小萍的父亲生病死于狱中——最爱何小萍的那个人去了。但小说中有很多、更多文学性的表现,比如小说中写到父亲没有钱,赊了一根油条给六岁的女儿吃而后自杀的那段叙事,细节化叙述很打动人,文学性艺术性充沛,也更让人感到入心之痛。电影由于送审等因素的影响,加之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,所以对小说情节改动很多甚至改动较大。相比之下,小说的文学性更强。当然,如果是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做某种学理性对比考察,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选题和角度。

《芳华》无论小说出版还是电影放映前后皆十分火爆,在今年4月的那次对谈现场,有很多未能进场的听众,为见严歌苓一面而一直在场外等到对谈结束。2017年4月,小说《芳华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,截止2018年5月,共计印刷14次,销量85万册。这个销量也说明小说《芳华》备受瞩目。《芳华》之所以是严歌苓产生文学效应最大的作品之一,主要是这部小说有集合性:一是集合了严歌苓生命及创作历程的跌宕、情思及女性特质,一是作品也暗暗显示了严歌苓创作史的走向和演化。所以,刘老师的专著《严歌苓论》在研究严歌苓早期长篇《绿血》等作品时,也时时注意与《芳华》的联系、比对和考察。《芳华》或可以说是《严歌苓论》中剖解严歌苓写作的一条线,在论著的开篇和结尾对此都有呼应,《芳华》集中显现了严歌苓很多的写作特征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《芳华》与严歌苓,严歌苓与《芳华》的互为注解,它在严歌苓创作历程中所显示的集合性,可以令严歌苓一直的“芳华”写作得以部分揭秘。
《芳华》的成功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严歌苓在叙事上所做的新的尝试。她的小说在叙事结构、叙述视角上下了很大的功夫。《芳华》并不是一个作者从未触及的全新题材。《芳华》其实有着严歌苓近40年的写作历程的酝酿,在首部长篇《绿血》、第二部长篇小说《一个女兵的悄悄话》和《穗子物语》当中的几个中、短篇小说当中,都有着类似的军旅青春年华或者说“芳华”的书写,甚至有着相近的人物原型和情节设计。其中许多情节在她之前的作品中出现过。《芳华》中的何小曼,其实可以与严歌苓的处女作《绿血》中的黄小嫚和《穗子物语·耗子》中的黄小玫做联系考察。《绿血》可视作青春版的《芳华》。《穗子物语》的《耗子》一篇也写到了黄小玫的发疯,但故事在《芳华》中才得以全面而详细地铺展开来。进入严歌苓作品内部,对文本对读和细读就能发现,严歌苓有的小说之间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和同题异构的色彩。尽管有些情节相似,但由于叙事策略的不一样和叙事手法的提升,就不是简单重复,而是一种全新的创作。互文性研究不应仅停留在找相似性和重复,应该看同题异构的能力和小说叙事艺术新的可能性。

《芳华》中,严歌苓本意应是以刘峰为头号主人公,但刘艳老师认为,对何小曼系“旁逸斜出的人性书写”达到了枝节胜主干的叙事效果,何小曼的故事比刘峰的故事更能打动人。何小曼从小随母亲改嫁来到继父家之后,童年的经历中,母亲一直存在,但母爱总是缺席。小说中关于“红毛衣”的情节,对此有深刻的展现。她后来的发疯,除了受惯冷落却突然获得很大的荣誉有些承受不住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童年母爱的缺失带来的应激反应。而这一点,只有通过文本细读才能感悟到。
很多人误以为严歌苓作品的“雌性”“地母性”书写,始自《少女小渔》等小说和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《扶桑》——“你”(扶桑)跪着,总是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,以一抹谜样的微笑面对生活和苦难。其实,严歌苓“从雌性出发”的叙事母题,是始自《雌性的草地》。一个优秀和天才的作家,不可能固步自封于一种人物形象和文学书写而止步不前。这条叙事的线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以《妈阁是座城》为节点和中心,严歌苓的书写,从女性地母般神性转向了女性“在地”的“女人性”,女人的弱小、柔弱、无助、寻爱不得而失爱……直指现代女性乃至现代人的孤独处境。《上海舞男》《芳华》中也鲜见女人地母般一面。《护士万红》(单行本《床畔》),还留有余痕,系是旧作(1994年的初稿)改写(2014年开始再次改写)使然。对于严歌苓创作,叙事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和使用,非常重要。但作为研究而言,包括叙事学理论在内的任何理论都只能作为研究的工具,不能生搬硬套。如果以文本去证明理论,那就本未倒置了。刘艳老师还具体阐释了她是如何借鉴叙事学理论和研究方法,通过对小说文本具体叙事段落的叙事学分析,来论证“严歌苓体”的存在。

除了严歌苓的创作,刘老师还兼及谈论了其他海外华文作家,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兼容性问题。演讲最后,刘老师再次强调了勤奋的重要性。严歌苓就是一个十分勤奋、高产的作家,她基本能做到每天写五千字左右。同时严歌苓与当前有些作家的创作脱离生活、沦为书斋式写作,闭门造车式地“虚”构故事不同,她还十分注重体验生活。在有些当代作家越来越依靠新闻资料来写作的时候,严歌苓为自己的写作,做着费时、费钱和费力的准备工作。写《第九个寡妇》,她去河南农村很住了一段时间。写《小姨多鹤》前,她到日本去雇人,住在乡下,然后去好好地体验生活。写《陆犯焉识》,要去青海去体验生活,要花钱去开座谈会,把劳教干部什么的请来,然后她要找人陪同她,她要找很多关系来了解这些故事,她说“很多时候我是不计成本的”。到了准备写作《妈阁是座城》,她意识到“不会赌博的话,很多细节是没法写的,心里也是没底的。所以我就去澳门,我就去当赌徒。赌徒没当上,当的是赌客”,“就是这样的话也输掉好几万,还没算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”。无论哪一部作品,她都要做好所有的功课,用她做的最好功课把它写出来。

朱崇科教授就刘艳老师所说的研究中,注重对严歌苓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分析、勤奋重要性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评点。提问环节中,有学生问到严歌苓作为雅俗共赏的作家,其雅与俗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,她身为海外华文作家是否有优势,以及用怎样的手法达到同题异构的效果,等等。刘老师对此一一做了回答。总结来说,她认为,如果单纯是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话语系统,或者停留在内容研究的层面,都很难深度进入严歌苓的作品。对于这个雅俗兼备的作家,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,回到小说的形式本身,借用一些叙事学研究和文体学研究的方式方法,来考察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方面的独特价值。严歌苓学理性研究的可能和推进,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。本场讲座不仅座无虚席,有些同学更是全程站着聆听,还有部分同学在二楼会议室观看同步传送的讲座视频。严歌苓非常勤奋,刘艳老师自言她素慕严歌苓的勤奋,并时以严歌苓的勤奋自勉一一这些都引起在场听众的共鸣,给同学们未来的学术追求以有益的启示。